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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调查记者的出走

2019-6-12 14:45| 发布者: 刘海明| 查看: 98| 评论: 0|原作者: 庄牛奶|来自: ZAKER热点工作室

【摘要】: 原文链接:https://app.myzaker.com/news/article.php?pk=5cff76b732ce400a0d00005b

刘万永最后一次给学生讲深度报道的课,已经是年前的事了。

在清华大学白色的讲台上,刘万永穿着深蓝色的衬衫,外面套了一件羽绒马甲。标志性的小眼睛因为笑着,显得更小了。

最后一课上完,他本想跟大家好好道个别,可千言万语如鲠在喉,“我们这堂课就下课吧”,刘万永鼻子有点酸。

2019 年 2 月,中国最优秀的调查记者刘万永,向《中国青年报》递交了辞职报告。

刘万永 / 本人供图

这个出生在河北农村的 47 岁男人,把自己 21 年的过去上交给历史,把未来托付给一栋高级写字楼。

舒适

刘万永现在供职的投资公司在北四环附近,楼下有前台、保安,还有喷泉。进到自己的办公室要刷三道卡。

这里离东二环上的中国青年报社只有 7.5 公里。刘万永现在的薪水是过去的五六倍。

短短 3 个月的履新,给刘万永带来的都是美好的感受。

见客户,谈合作,签合同。“现在这份工作我觉得还是很有乐趣的。乐趣就在于我每天都可以学到新的东西。”刘万永说。

更重要的是,他终于不那么焦虑了,“生活终于正常了”。

刘万永说的焦虑像他过去在报社的办公桌:总是堆满了报纸,即使每天都会整理一下,但很快就恢复了原样。

刘万永以前的办公室 / 图片来源于网络

“过去做记者是很焦虑的,每天都要找选题,然后根据线索定报道方向,再从线索开始采访写作,每天都面临这样的周而复始。”

刘万永做记者时,手机相册里都是和报道有关的各种判决书、裁定书 ......

“我的相册现在变得正常了,基本都是三岁女儿的照片和小视频”,他边笑边说。但他朋友圈里依旧发着各种和新闻相关的内容。朋友们都说他是恋恋不舍,甚至跟他开玩笑说,你都挣高薪去了,还来“消费”我们媒体。

刘万永说:“这是惯性。”

 
光环

《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公安局政委女儿冒名顶替上大学》,《一青年举报同学公务员考试作弊遭跨省抓捕》,《公安部处长洗冤录》。

这些是曾经的调查记者刘万永部分作品的题目,也是他和这个社会的交互。

刘万永 / 本人供图

在报业的黄金年代,中国至少有三五百名记者干着和刘万永一样的行当。他们被理想或者惯性驱动,去做一些他们认为正确,有价值的事情。

这样的努力会换来一些看起来很有蛊惑力的奖赏。

比如,2009 年刘万永被腾讯网评为“年度教育记者”,当时的颁奖词说:“他是一个天生的斗士,向不公宣战是他的信仰;他是一个悲悯的义士,为弱小呐喊是他的本能。他留下的那些文字,给了我们藐视黑暗、追求光明的勇气。”

每一个黎明来临前都是难熬的长夜,刘万永会记得那些常年出差的日子。

坐夜车时,他经常到两个车厢的连接处抽烟,一根根地抽烟,“为什么抽烟?我要去想。我去了,我要去怎么完成这个报道,比如说我要找谁?我要先找谁后找谁,我要怎么才能够把这个事情搞清楚,脑子里边要进行各种推演,比如说我找这个人,我找不到怎么办?有没有替代?”

21 年里,他待过总编室,跑过教育新闻,也做过冰点周刊,先后担任过中青报特别报道部副主任、深度调查部主任等职务。

“我没有遗憾了”,刘万永说,“因为我已经做到了自己能力范围内的最好。”

 
无力

罗彩霞是刘万永报道中的一个人物。

2004 年,18 岁罗彩霞作为邵东一中应届毕业生参加高考,考了 514 分,没有达到湖南省当年 531 分的二本录取分数线。虽然当年有少数高校降分录取,而且她填报了第三批专科院校志愿,但罗彩霞没有收到任何高校的录取通知书。而那一年她的同班同学王佳俊虽然高考只有 335 分,却顺利走进了贵州师范大学攻读本科,但她在大学里的名字改成了罗彩霞,而真的罗彩霞对此一无所知。

王佳俊的父亲王峥嵘是隆回县公安局政委,2004 年王峥嵘还被评为“全省人民满意的公仆”。刘万永那篇著名的报道《公安局政委女儿冒名顶替上大学》让暗箱操作的冒名顶替者受到法律的惩罚。

罗彩霞复读之后重新考上大学,原本学的是旅游管理专业,要去当导游的。但当年为她讨回了一点公道的刘万永或许影响了罗彩霞的人生轨迹 —— 她进了电视台成为一名记者。

罗彩霞在成都电视台的时候,同样遇到了一个冒名顶替上大学的选题,罗彩霞报给了领导,却直接让领导给毙了。从领导办公室出来的她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打电话给刘万永哭诉。

“于是我们把那个选题做了”,刘万永像当年做那篇报道一样,再次承接了罗彩霞的无力感。

刘万永自己无力感很快就到来了。

“我的很多朋友都离开这一行了,这都是自己的选择,不能说你曾经是很优秀的记者,甚至说是专门从事 ‘ 揭黑 ’ 的调查记者,你去干别的了,就是逃兵,不是这个概念。”

刘万永此前所在的深度调查部 / 图片源自网络

即使离职之前他的职务是主任,但刘万永一个月的工资也才一万元左右。“我离开也不全是因为经济上的理由,本来想做一辈子记者的,但是环境已经改变了。”

 

刘万永的离去甚至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4 月 25 日,有媒体登载了题为《中国调查报道之冬》的文章,文中援引数据说:“在中国从事调查报道的记者在 2011 年还有 334 人,但在 2017 年却锐减到 175 人”。

但对真相的追问和还原虽然已经显得零星,却没有停止。在过去的 2018 年,两篇自媒体文章《疫苗之王》和《百亿保健帝国权健和它阴影下的中国家庭》以无法估算的传播力,撬动了海面下的冰山。

刘万永说:“如果传统媒体越来越少做这些调查类的报道,那必然会有替代的渠道出来”。

特别鸣谢:刘万永

对话

ZAKER:对您来说采和写最难的是什么?

刘万永:采访是去发现一个真相,写作是去呈现一个真相,我觉得只要跟真相有关,就是很难的一件事。作为一个记者,随时提醒自己要谨慎。你一定要自省,而不是天然地认为我采到的都是真的,这是采访;写作是第二个环节,第二个环节同样重要,甚至说更重要。你采访的真相,跟你能不能客观准确地去呈现一个真相,其实中间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还是有很多的路要走的。

ZAKER:21 年的调查记者生涯,有遗憾吗?

刘万永:没有遗憾,没有。原来有机会可以离开,当时我想的是,如果要离开,我应该在《冰点》周刊发一个整版的稿子之后,离开了才没有遗憾。因为我觉得在《冰点》发稿代表着一个记者的最高水平。后来我到《冰点》工作了一年,我经常在这发,我觉得很正常了,那是我的工作。再后来我给自己定的标准是,我这篇稿子还有没有提升的空间?有没有达到我的最佳水平? 直到我决定离开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做到了我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最好,所以没什么遗憾了。

ZAKER:您怎么看新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

刘万永:我觉得很重要,因为现在的传播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谓技术的赋权,它给了每一个普通人话语权,大家都有一个发声的平台。 过去来讲,传统媒体是唯一的渠道,现在来讲,渠道很多,可以选择的很多,自媒体是其中一个。可能随着技术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还会有其他的渠道。这些选题,传统媒体不做,就是自废武功。我觉得媒体要讲真话,去做真报道。

ZAKER:给年轻人一些关于开始的建议。

刘万永:我觉得一个人要不停的学习,也要不停的进步,要变得更加宽容,要做好选择的准备,以及具备选择、被选择的能力。如果说你具备以上的这些条件,那你在什么时候开始都不会晚。



编辑:董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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