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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记者打电话问:李处长您贵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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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6-12 14:31:3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不是所有新闻现场你都要去的。
作为一家北京的媒体,除非事件重大,一般的时候我们的记者是不会轻易出差的。打个比方说,某地发生了一起事故,如果派记者去当地,舟车劳顿不说,到的时候恐怕当地连事故追责都结束了,就更不要说还有其他各路媒体随时跟进了。
因此,除了像汶川地震、南方冰雪灾这样的大新闻事件报社会派出记者赶赴当地外,普通的新闻一般我们都会采用电话连线的方式进行采访。
什么叫电话连线,其实央视总在进行电话连线。一个电话打给新闻发生地的相关部门,或者是直接打给新闻当事人,又或者是打给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主持人提出问题,被采访者回答问题,这就叫电话连线。
不过央视的名头大,一般来说央视打出去的采访电话,接听者都要有所考虑,那毕竟是大国央视,一句话说不好后果颇为严重,所以央视的电话连线采访基本都是成功的。
作为一家北京的报纸,通过电话连线的形式进行采访,可就没有央视那么容易了。轻了被人家礼貌的拒绝,重了挂断电话干脆不搭理你;再严重点的,要么把电话放在一旁,要么直接在电话里骂你一顿。
几乎所有负责连线的记者在刚开始上岗的时候都是很痛苦的,甚至说是备受煎熬的,要经历相当一段时间才能够适应,至于谁说自己喜欢上这份工作,那一定是受虐狂了。
我刚到报社工作时在国内新闻的部门,报社给准备的都是可以连接录音笔的电话,一边采访一边可以录音,直到后来手机普遍有了录音功能,我们才开始使用手机进行连线采访。
我的第一次电话采访就惹了麻烦,如果放到现在,恐怕就会演变成一场大的风波。
那是2005年的禁毒日,某地的法院依法枪毙了一堆毒贩,当地有关部门又捎带手炸毁了毒贩们用贩毒赚得钱盖得别墅,并且号称执行财产刑。
看到这个线索,我很敏感的意识到,这个炸毁毒贩别墅的行为肯定于法无据,你可以对毒贩执行死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但可没有法律规定你能够炸了毒贩子的家。
于是,我打电话到了当都的有关部门进行连线采访,没想到遇到了一个话痨,叨叨叨的给我讲述了炸别墅的原因和经过,聊了有五分多钟的时间,足够我发稿子了。
次日,我的报道见报,并且瞬间引起国内其他媒体的高度关注,某门户网站干脆直接开了一个讨论区,找来了专家学者,分为两派辩论炸别墅到底有没有法律依据、是否能够起到警示作用等话题。
报道见报的时间是周四,转过天来就是周五,每个周五都是报社的记者大会。当我中午时分来到报社准备参加记者大会的时候,被通知到会议室参加一个紧急会议。
到了会议室,社长吴大姐和多名社领导都在场,我的直接领导和编辑也都被叫来一起开会。若干份盒饭已经按次序在会议桌上摆好,会议就边吃边开了。
社长上来直接问我:你电话采访炸别墅的事情有录音吗?
我回答:有。
随后我播放录音,接近五分钟的录音放完后,社长直接做出决定:这个是咱们记者的错误,跟当地回复说我们错了,承认报道失实,我们立刻撤回相关报道并致歉。
那时我才知道,原来当地的有关部门已经告到了报社,说我并没有采访,报道失实。
我拿着录音笔对社长说:当地确实炸了毒贩子的家,我也采访了,有录音,有图片的,怎么就没采访呢?怎么就失实了呢?
社长看了一眼我的部门领导,领导斜眼看了我一眼:你采访的这个人姓什么?叫什么?哪个部门的?什么职务?万一就是一个到那个单位办事的接了电话呢?
我哑口无言。
从会议室出来,是部门的会议,一个身材瘦弱的助理总编辑带着开的,一上来就大有要把我打倒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的味道。
路过的总编辑王林从那个副总编辑的话里听出了火药味道,直接打断那个助理总编辑的话:没事,别放心上,以后干活多注意就是了!
王林定了调子,部门会议的风向一下子就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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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段时间,我在电话连线时总是要耍鸡贼。
那时法制晚报的名号还几乎没什么影响力,北京人还有不知道的,就更别提地方上了。
如果按照规定,我打电话采访时,上来就要先自报家门:你好,我是法制晚报记者……
地方上很多接电话的部门一般听到这句都会下意识的重复一句:什么报?法制晚报? 哪里的?
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我没听说过你们这个报纸,所以不会接受你的采访。
时间一长,我自己琢磨出了一个办法,把法制晚报进行一下简称:你好,我是法制报的记者……
地方上相关部门一听,法制报的?法制日报的?
法制日报谁都知道,所以采访起来就会特别的顺理,那毕竟是中央政法委的机关报,谁会轻易去拒绝采访呢?
事实上,一直到把我调到特稿中心当特稿记者之前,我一直都在用这种拉大旗作虎皮的方式进行采访,效果还真的很不错。
不过我认识的几个法制日报驻各省的记者站长却大为光火。每当我报道了某地的负面新闻,当地一般都会找到法制日报的驻地记者站,而那些记者站长都会让对方先看明白:报道你们的是法制晚报,不是法制日报。
可是地方上很多都是日报和晚报是一家,于是依旧坚持认为法制日报是能管法制晚报的,非得让记者站帮忙说情,不要再追踪报道了。
于是,我认识的几个法制日报地方站的站长经常要和当地的相关部门进行解释,搞得他们不厌其烦,每每解释完,都要打电话给我抱怨几句。
每当他们抱怨的时候,我就会反问他们:你说这个事情该部该曝光?
那些站长基本上都会回答:该!
更有意思的是,我有一次报道的一条地方上的新闻被法制日报转载,法制日报的编辑可能也是没注意,直接在署名时署的“本报记者 辰光”。
这一下子很多省站的站长坐不住了:我们好不容易让人家相信了法制晚报不是法制日报的,你们怎么还弄出一个“本报记者 辰光”啊?这下子黄泥落到了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了!
很多新记者刚刚开始连线采访基本上都会张不开嘴,张开嘴了也不会问问题,或者问出来的问题都弱智的要命,就曾经听过我旁边的一个新记者电话采访时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李处长您贵姓?
我就经常跟那些新记者聊天,启发他们:你打电话去采访,应该谁紧张?应该是被采访者紧张,因为他们也不知道什么事情被媒体抓住了,更不知道事件经过报道后会演变成什么样子。所以,紧张的应该是对方,怎么你们弄得跟做了贼似的?
后来,我把我摸索出来的一些采访技巧也传授给了他们。
例如,对方一听你是记者,就对你要采访的事件“无可奉告!”时,你就要问对方:那是不是你对该事件的真实性没有否认?
再比如对方听了你要采访的内容后说:这个情况我不清楚,我要了解一下。
那你一定要接这么一句:我们是不是可以报道说,事件已经发生一段时间后,但当地有关部门表示对此并不知情。
类似的技巧有很多,但这些基本上都时针对那些不接受采访或者跟你顶着火对着干的。
对那些配合你采访的,你要设计好问题,尽量设计一些封闭的问题,让对方只能回答“是”或者“不是”的问题。
上述方法只能用在和能够沟通的新闻当事人身上,对那些无法沟通的,什么办法都是无效的。
2016年,接到的一个暴力取证的线索,被逼供者的全部手指甲都被审讯人员用钳子拔掉(该事件在本公号最早的《一起和手指有关的案件》里有详尽的叙述,在《还欠刘万永好多顿饭  他却叛变了革命》一文中也有描述)。
我打电话给那个被指亲手拔掉人家指甲的办案人员,那个人已经被提拔成了领导。在听到是记者要采访时,那个人先是挂断了电话。再打过去,他拿起电话,向听筒里吹气,我这边的耳机里是呼呼的风声,还有呼吸间歇的声音。那次采访的完整录音我始终保留着,就等着有一天那个案件能够翻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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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董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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