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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 | 记者节对话:二十二个南方媒体人的转型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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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7 22:19:2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案例】

头条 | 记者节对话:二十二个南方媒体人的转型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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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十多年前有一部描述中国媒体人的纪录片《记者甘远志》中,在外采访的记者甘远志发给妻子的短信上写道:“你看到我的时候,我在报纸上;你看不到我的时候,我在路上。”

在记者被冠以“无冕之王”的时代,我们在乎的是“我能成为好记者吗?”;后来我们关心的是“社会还需要记者吗?”;而到如今,面临媒体人离职潮,我们更多的关注在“选择以新闻为业,能有好生活吗?”。

在时代面前,没有人能够很好地回答这些问题,因为没有什么职业会理所当然地被一直眷顾。

著名媒体人、暨南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范以锦说,“‘万物皆媒’时代,无论哪个人、哪个职业都可能与新闻传播沾边。”于是有许多曾经在纸媒时代意气风发的记者,已经转身离开了。离开,是发展的趋势,是不想去迎合,更是为了实现理想。

每一条大路都能通往罗马,每一种转型都能到达理想。明天是第19个中国记者节,也是南友圈成立三周岁生日,让我们来看22个南方媒体人的转型姿态,让我们来听听他们内心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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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朝华:资深媒体人,曾任南方周末记者,南方日报、南方周末上海记者站副站长,南方都市报编委,南方都市报副总编辑。2015年年初,加盟搜狐,担任副总裁兼总编辑。2017年1月,出任360公司副总裁、北京时间联席总裁。

有些人离开,不值得去大惊小怪,这是社会的一种发展趋势和市场化共赢的改革。

我一直认为,从纸媒到商业网站,不算是转型,只是换一种方式去从事原来的工作。而去自媒体,像黎贝卡、咪蒙这类的,通过自己过去的积累然后融通了网络表达的精髓,在这个时代做得特别有个性,能够吸引一大批人,他们让你能得到更多更有品味的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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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华军:曾任职于《亚太经济时报》《粤港信息日报》(后改名为《民营经济报》),历任记者、部主任、副总编辑,从事报业工作13年, 2004年辞职下海。2007年创办第一商业网。

体制让我出走。不想去站队迎合,不如自己找寻一番新天地。但是,这个过程很辛苦。我现在回头想,当时自己也是挺冲动的。35岁刚好是所谓的创业年华,如果再晚十年我就不会走了。

新闻人创业首先要端正姿态,要学会放低身段。这不是要去迎合,但真的不能自视过高。


王茜:原广东电视台新闻中心时政和文化记者,2008年参与组建法制栏目《午间说法》并担任主要负责人和主持人。2015年8月辞职,担任广州坚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ZAKER)总编辑。

这些年看着外面的世界在不断进步,新媒体在蓬勃发展,自己心里会觉得外面的世界变化很大、很精彩。而且,大家也都在谈论媒体的转型与融合,更让我觉得,如果我不去外面看一看,尝试投身到那些有活力的、市场化程度高的公司中去,我可能永远都是在“隔着玻璃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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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科:曾任《南方周末》编委,在传统媒体工作了16年后,于2013年离职,创办分析政经趋势的“智谷趋势”公众号。

受众在哪儿我就在哪儿,这是转型最重要的原因。新闻不是一个闭门造车的行当。不像搞科研,新闻是要写出来,并且要传播出去的,传播不出去就不是一个新闻产品了。受众现今在微信这类网络媒体,那我们就应该到微信平台上去。

其次,对于我个人来说,转型是希望实现自我价值。我原来在南周做过一些尝试,比如做一些新的项目,但限于体制,这些尝试还是存在各方面的掣肘。虽然这可以理解,但对于我来说,我可能还是更想走出来,实现这些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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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夷敏:人称“卡卡”或“黎贝卡”,曾任《新快报》时政记者,《南方都市报》时政、娱乐电影记者,2015年5月离职,专心经营微信公众号“黎贝卡的异想世界”。

转型是因为我觉得我在那个领域很疲态了,我需要一个新的兴奋点。

从传统媒体转型做新媒体后,最大的收获就是我的危机感没有了。因为无论传播的方式怎么变,优质的内容都是有市场的。因此,无论怎么变,关键还是在于你是否能够把自己变成一个优质的内容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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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骅:曾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旗下《南方都市报》担任记者、新闻部主任、编委、总编辑助理,自2007年开始跨界互联网行业,任南都报系副总裁,兼南都全媒体首席运营官、总干事,南都全媒体网络科技公司董事、总经理,奥一网总编辑、CEO。2015年11月8日宣布辞职,创办“南友圈”。

没有谁天生就会创业。以前听人说谁适合创业,谁不适合创业,基本上都是事后诸葛亮。我比较坚持一个观点,很多事情都要尝试后才知道可不可行。就像马云,在十多年前刚开始创业时可能比99%的人都落魄,很多人都不看好他。创业有大成,也可以小成,所有成功都有概率问题,尝试多,成功的概率就大。你决定要创业了就不要想太多,尤其不要给自己留后路,当你无可退路的时候,必然会倒逼着自己往前走。不要把创业神秘化,也不必把它想得太艰难,最重要还是要保持一种乐观向前的心态。


胡屏:曾在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工作,2012年担任某门户网站女性时尚频道总监2013年辞职,开始专门经营自己的公众号。

我离开传统媒体,是因为做不出深度来。

你的人生总要成长,不能总是在原地踏步。你一直坐在井里,是永远看不到天的,你跳出来了可能就不一样了。基本上就没有哪一个人跳出来了会后悔的,无论再难,你只是跳出了舒适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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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晨华:曾任《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新快报》汽车周刊主编、周刊部主任、大经济新闻中心主任、报社党委委员、编委等职务。2014年10月离职,创办“有车以后”微信公众号。

我们现在正好赶上了一波移动端流量时代的机会。之所以能够创办“有车以后”,首先应该感谢这个时代给了我这样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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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杜:曾任《南方都市报》产经新闻部主任,《云南信息报》编委,南都旅游事业部总经理、全媒体营运中心总经理、AND文化传播机构总经理。2015年1月底辞职,创办旅行民宿品牌“宛如故里”。

我喜欢挑战,拥抱变化,有坚韧不拔的意志。也许我就适合去创业。但像我这样的媒体人并不多,即便像我这样的人去做创业,成功的也只有1%。

创业本身就是一条九死一生的路,是所有的路里最难的一条,创业并不是媒体人转型的首选。创业是一条少数人走的路,但人生的每一条路都是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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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红鹰:曾任信息时报经济中心主任、《赢周刊》核心创业人员之一,曾供职于21世纪经济报道、网易财富中心总监。2010年7月加盟盛大游戏,任传播中心总经理(VP)。后创业,开发名为“ollaQ”的APP。

我觉得传统媒体人转型并不是不可能,关键就是你要把你自己归零,然后重新变成一个小学生来投入一个新的东西,这是最基本的。但一般人做不到,一般人都有惰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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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荔子:中国新锐代表作家,笔名李傻傻,曾任《南方日报》文化记者、289艺术园区运营总经理、南方日报文化副刊工作室主任。2015年从报社辞职,与朋友们创办了精选美宿平台“朋友家”APP。

我觉得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和乐趣,所有的选择只要自己想清楚就好。想清楚了那无论是留下还是出去,还是换个方式继续做新闻,我觉得都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每个行业都有做得好的机会。另外,不要觉得所有进入媒体的人都有新闻理想,也不要把离开媒体看成背离了自己的理想和价值。


阮宁:环智传媒集团创始合伙人,曾任《IT时代周刊》记者,2005年先后进入《南方周末》采编中心经济部、经营中心市场部、新媒体中心工作,并组建了南方周末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和南方周末数字与互动营销部。2012年7月辞职,与媒体朋友合伙创业。

尽管新媒体时代来临,传统该新闻收到了一定的冲击,新闻专业变得不再像以往那样受到年轻人的欢迎。但作为一个过来人,我认为,新闻绝对是一个好的专业,也算是人生对你的一个眷顾。

对我个人而言,新闻是一种理想,公关则是让理想落地。


时标:曾任《新周刊》记者、编辑、采访部副主任等职。2004年调任新快报媒体广告有限公司市场总监。2007年4月加入北京国通联合传媒科技有限公司华南分公司,2016年7月离职创业。

如果一条鱼一直待在鱼缸里,它会觉得在鱼缸里也挺好,每天有人喂,每天有人换水,没有什么不妥的。说它不自由的,那是旁观者的看法,“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但是,有一天这个鱼缸破了,或者鱼自己跳了出来,游到了河沟,游到了大海,才会发现原来世界这么大。这是不是意味着外面就比里面好呢?其实无所谓好坏,只是选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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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寒松:2000年9月进入羊城晚报社,先后任“汽车周刊”记者、主编,专刊部副主任。2006年8月,从羊城晚报社辞职,加盟南菱汽车集团,任营销副总裁。2007年9月,与人合伙在广州创立旗智传播机构,任总经理至今。

当时为什么出来?其实想法很简单。一个核心的理由就是,我一直在想一个事情:十年之后我在干什么?当我想到十年之后我还在干同样的事情的时候,我突然就觉得人生很无趣。2006年的时候,我三十岁出头,那我四十多岁的时候还在干同样的事情吗?如果你四十岁还在干同样的事情,就意味着你五十岁还在干,因为四十岁的时候再转型成本太高了,我一想到这里就很恐慌,就觉得一定要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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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晓杰:曾任信息时报社社委、采访部主任以及广州日报报业集团《赢周刊》总编辑,现任长隆集团市场总经理。

我觉得媒体人进到企业其实面临很大的观念和思维的调整。因为媒体人都是很自由、很有个性的,这个行业就是提倡创意、提倡自我,然后个性表达、孤胆英雄,一支笔可以写出很多文章。到了企业以后,要制度,要有团队,然后必须服从体系等。所以,其实是面临着完全不同的管理文化和氛围。很多进入企业的媒体人,可能就这一关很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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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捷:曾任广州电视台新闻部副主任、英语频道执行总监、广告部主任。2013年辞职,担任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关部部长。

其实我是很有新闻情结的。刚刚转行那几年,虽然我也觉得自己对转型的理解是正确的,但是内心深处,我总觉得好像有点当逃兵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我的一些社会情怀可以体现在一些其他方面,不一定非要通过记者或者媒体人这个角色去来释放。我现在做企业公关人,一方面,我对一些公益慈善的关注,我在汽车行业的人文关怀,这也是我社会情怀的一种体现。另一方面,也就是说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各种生产关系的改变,那我可能是顺应了这个时代的发展。

没有失望,没有很负面的情绪。只是走一条风景不一样的路。


钟紫斌:广东卫视原副总监。2015年离开广东卫视,投身民营企业,现任广东龙浩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

转型的一个原因是整个的竞争环境,电视台收视率造假是很多的,像我个人就不是很愿意蹚这趟“浑水”,那你就要选择绕过去而不是直接走过去;而且,你不走,像我们这些人只要不犯错,谁都踢不了你的。但是你不走,你是“螺丝钉”还是“螺丝钉”,有些有形的、无形的因素会制约的,加上你的前景,对这个行业的判断,你出来闯一闯也未尝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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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虎城:曾任南方日报社理论评论部副主任和首席评论员。2015年12月,周虎城加盟乐视,担纲集团新闻发言人,并兼任负责核心政府关系与公共事务的副董事长办公室主任等职务。2017年3月离职,加盟香港主板上市公司皇中国际(01683.hk),任执行董事,从事航空旅游、金融服务和国际投行。

每个人的道路都是自己的选择。对我来说,迎接挑战,是一种生命的自觉。

无论科技怎样变化,传播的介质怎样变化,这个时代依然需要内容,优质的内容始终是稀缺品。所以,淘汰的只是传播的介质,生产内容的人,永远不会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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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伟军:曾在南方日报社工作7年,2005年调入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2009年评定教授,2013年遴选为博士生导师。

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反映了人对自己的认识过程。一开始,我们都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也是这样,二十岁觉得世界很精彩,闯荡一下,发现也就这么一回事。2005年左右,找到了自己的定位,觉得去学校可能更适合我,因为个人的性格、原来的基础都会决定了去一个地方能不能适应下来的问题。这其实也是出于综合考虑——兴趣、环境、个人基础。如果转了一个行业,自己适应不了,那其实也是在为自己找麻烦。


裴谕新:曾任《新周刊》编辑、编辑部主任,先后在《时尚健康》《21世纪经济报道》《男人装》等报刊杂志开有专栏。

我心里觉得挺悲哀的。我看到它(媒体行业)的辉煌,现在它(媒体行业)又衰落了,心里还是挺怀念那个时代的。但是我也知道这是潮流,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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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爱萍:先后到南方都市报社任政法记者、广州日报江门记者站驻站、夜班编辑部工作。2016年1月离开广州日报,改行做律师。

到这个年龄,还是希望能又进一步的发展,始终保持往上的态势,会觉得时间更加重要。所以就离开了。怎么样才算往上呢?要么职业往上,要么收入往上,这样生活质量才会往上。可是这个行业已经不能满足我这个愿望了,那就换职业,比如当律师,同样可以实现这个行业的社会价值,收入应该会更高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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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波:曾在羊城晚报社、新快报社、粤港信息日报社、广州青年报社担任记者、编辑、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等职。2006年,从大众媒体进入青少年报刊和少年宫工作。现任广州市少年宫副主任和中国青少年宫协会儿童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你们说我转型,其实我认为自己就不存在什么转型问题。我转型,并不是因为这个行业不景气,而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从大众媒体进入了青少年媒体。另一个真正促使我转型的契机就是我有了女儿。

互联网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科技工具,但它也是人类发明创造历史的一部分,它也在不断地改进发展。人要掌握利用工具,最终改变世界的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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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冉玲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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